殷商、春秋战国时期的琥珀出土数量较少，且以珠饰为主。关于琥珀的文献资料，最早见于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：“丽麂之水出焉，而西流注于海，其中多育沛，佩之无瘕疾。”地质学家章鸿钊先生在《石雅》中考证认为，育沛即琥珀。

       汉代多地都出土有琥珀制品，多见于诸侯王及其他贵族墓葬，证明琥珀是当时皇室、贵族专享的奢侈品。出土琥珀文物以几何形珠饰为主，动物型佩饰数量增多，出现新品种琥珀指环和琥珀印章。汉代最有特色的琥珀制品当属卧兽形琥珀佩，雕刻成卧虎或卧狮形，并常与其他佩饰穿成项链。汉代流行吉祥文化，文献记载“系臂琅玕虎魄龙”“射魃辟邪除群凶”，可见琥珀卧兽的主要功能是辟邪除凶。江苏扬州出土有一件项链中含琥珀珠与金饰，金饰表面采用焊珠工艺并镶嵌宝石，金饰工艺来自草原以及更远西方，琥珀与之穿之成饰，可见中西结合的文化特征。汉代文献中关于琥珀的记载较多，主要有两方面特征：琥珀是贵族专享的珍宝，如《西京杂记》记载汉宣帝有一枚身毒宝镜，用琥珀笥盛放；琥珀具有神秘色彩，如汉武帝宠幸的宫人丽娟将琥珀佩于衣内，发出悦耳的声音，却称自己是骨节自鸣。

左图：新石器时代琥珀蝉  右图： 汉琥珀饰

       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出土琥珀主要在江苏地区，以不规则珠饰为主，以及动物形饰。北朝出土琥珀情况突出，开辽代琥珀盛行先声。文献记载亦主要有两方面特征：琥珀是贵族专享物，价值贵重，如后赵武帝石虎以琥珀为瓶杓，南齐潘贵妃的琥珀钏一只值一百七十万；同时琥珀具药用价值，《宋书 武帝记下》载：“宁州尝献琥珀枕，时诸将北征须琥珀治金疮，上大悦，命捣碎分付诸将”。此外还有文献提到西域向中原入贡琥珀：“渠胥国献琥珀凤凰，高六尺。”

       隋唐五代出土琥珀数量较少，在何家村、法门寺等地出土有佛教用品的琥珀，齐国太夫人墓出土有大量琥珀，有琥珀珠饰、梳脊等，工艺精湛。在唐诗中，琥珀常作为酒器出现，如“琥珀盏红疑漏酒”；也常用来形容美酒的色泽：“兰陵美酒郁金香，玉碗盛来琥珀光。”

       宋代出土琥珀少见，元代琥珀实物、文献皆较少。宋代的琥珀文献有三方面，首先与唐朝相似，琥珀常作为酒器，或代指美酒；根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，琥珀开始成为服饰制度的一部分；《宋史》记载琥珀念珠和佛经放置在一处，是最早的琥珀和佛教关系的文字记录。

       辽代是琥珀盛行的黄金时代。契丹族钟爱琥珀，辽代出土有大量琥珀制品，种类繁多，包含首饰、服饰、镶嵌物、佛教用器、葬玉、狩猎用具、器皿等；题材丰富，有动物、植物、人物等；工艺精湛，主要有浮雕、圆雕，及少量镂雕，琥珀常单独成器，亦与金、水晶、珍珠等组合成饰。辽代琥珀含有多元文化因素：一是草原文化，琥珀雕成渔猎题材并设计成适合马背生活；二是中原文化，沿袭了唐宋纹饰；三是西方文化，主要体现在璎珞、心形饰等特殊饰品上。辽代琥珀盛行原因主要有三点：交通路线畅通，琥珀原料充足；佛教影响，琥珀璎珞风行；辽人占据北疆，西域贸易路线较宋人畅通，外来的琥珀成为辽人贵族的专享物，标志契丹族身份，与汉文化对抗，含有浓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特色。